瞻彼萱草 其三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参考资料：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若 一作：苦)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版本一 钱鹤滩)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版本二 文嘉)

　　这一首诗七次提到“明日”，劝告迷失的世人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不要永远等待明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诗歌的意思浅显，语言明白如话，说理通俗易懂，很有教育意义。

　　《明日歌》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思想内容有新意。它不是空泛的珍惜时光的教诲，而是针对人们的拖延症，围绕“明日”二字展开说理。二是语言形象生动。杂言歌谣形式，使用口语化、形象化的词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耳好记。其中“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两个写景句子，穿插在议论当中，使全诗活泼生动不少。

　　《明日歌》自问世至今，数百年来广为世人传颂，经久不衰。诗人在作品中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今天能做的事一定要在今天做，不要把任何计划和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明天。今天才是最宝贵的，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能有充实的明天，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否则，“明日复明日，”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万事成蹉跎”，一事无成，悔恨莫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牢牢铭记：一切从今天开始，一切从现在开始。

　　这首诗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释理通俗明了，说服力强。

　　这首《春暮西园》诗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并有“明代诗人之冠”美誉的诗人高启的作品。此诗曾作为诗歌鉴赏题的材料出现在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湖南卷的语文试题中。

　　从诗题可以看出这是一首田园诗，写的是晚春时景。首句“绿池芳草满晴波”，“绿”、“芳”，从视觉和嗅觉两个角度描绘了绿水盈盈、芳草萋萋的春天美景，“晴波”即阳光，“满”字形象地写出阳光洒满水池的景象。次句“春色都从雨里过”，点明春天的气候特点以及春色将尽的情景，从春天的多雨更衬托出阳光的可贵。

　　第三句“知是人家花落尽”，“花落尽”进一步说明已是暮春时节，“知”字表明“花落尽”是作者的推测，为虚写。末句“菜畦今日蝶来多”暗点西园，诗人不因春光逝去而感伤，而是描写“蝶来多”，写出尽管春尽，但仍充满生机和盎然情趣。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通畅流转，意象动静皆备，丰富唯美，写景状物虚实相生，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堦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堦寂寂 一作：阶寂寂)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作者善于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四分五裂之状，反映归家家庭的败落。归家原本庭院南北相通，是一个整体。自从”诸父异爨”后，设置了许多小门，墙壁到处都是（四分五裂之状）。先用篱笆相隔，后来更用一堵堵墙壁阻断往来（”始为篱，已为墙”）。尤其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寥寥几笔，将一个封建大家庭分家后所产生的颓败、衰落、混乱不堪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写祖母到项脊轩来，鼓励作者读书求仕，光宗耀祖这件事，同样可透析出归家家道衰落的状况。归有光祖母的祖父曾在宣德年间担任朝廷官员（太常寺卿），而如今，”吾家读书久不效”，儿辈们科举无望，反以分家为能事，闹得个钟鸣鼎食之家四分五裂，乌烟瘴气，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孙儿归有光的身上了。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关”情：文章先写轩的狭小、破漏与昏暗，继而写经过修葺之后的优美、宁静与恬适。轩内积书，轩外花木；白日小鸟，月夜挂影；构成了一种和谐清雅的小天地氛围。而居于这小天地中心的，正是作者自己。他的清贫的生活，高洁的志趣，怡悦的心境，于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多可喜，亦多可悲”几个字，承上启下，思路陡转。”喜”字应上文，”悲”从以下几个方面而来，一是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表现了作者对家庭衰败的哀痛。二是母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现了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三是祖母对作者的牵挂、赞许和期盼，含蓄地表达了怀才不遇、功名未成、辜负了亲人的抚育和期望的无限沉痛的心情。最后两节，补记亡妻在轩中的生活片断和轩在以后的变迁，抒发了作者怀念妻子的真挚情意。平淡的文字，唱出了深沉的人生哀歌。

　　细节”撩”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是归文的一大特色。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林纾曾说：”震川之述老妪语，至琐细，至无关紧要，然自少失母之儿读之，匪不流涕矣。”（《古文辞类纂选本、〈项脊轩志〉评语》）。

　　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质朴”增”情：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正所谓”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含而不露，以情动人，不去刻意追求强烈的效果，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确实是归有光散文的一个显著特色。

　　叠字”助”情：和一般叠词一样，文章的叠词也是为了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一篇散文，作者六用叠词，单纯是为了状物、写景、绘情的说法，难于令人信服。”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刘勰老先生一语中的。写物关情，情景交融，是文章多处用叠词的真实用意。如”寂寂”一词，既强调环境的清幽、静谧，又充满了对”项脊轩”的生活的怀念；”往往”一词既强调门墙到处都是，语言中又流露出作者对分家后出现的杂乱现象的不满和对家族衰败的哀痛。再如”亭亭”一词，既使人想到树木高高耸立，又使人想到人之亭亭玉立，在这一笔中间，寄寓了作者对亡人的感慨和惆怅，读来富有余味。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